山东省文物鉴定中心的专家，对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提交的1038件/套革命文物进行了评估定级，认定《大众日报》创刊号为一级革命文物，另有二级革命文物22件/套、三级革命文物11件/套、一般革命文物204件/套
在《大众日报》创刊85周年之际，山东省文物鉴定中心的专家，对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提交的1038件/套革命文物进行了评估定级，认定《大众日报》创刊号为一级革命文物，另有二级革命文物22件/套、三级革命文物11件/套、一般革命文物204件/套。
文物无言，丰碑永存。85年前，《大众日报》在沂蒙山区一纸风行，大众报人满怀信仰、高举红色旗帜；今天，当我们与这些记录着红色沂蒙峥嵘岁月的报纸碰面之时，依旧能够透过其间的点点笔墨，深深感受到当年党报人穿透纸背的精神力量。
1938年12月31日，一场雪令沂水西北乡银装素裹。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山东分局驻扎的沂水四区王庄村，一处哥特式的教堂也被白雪覆盖。离教堂东南不远的村民王希安家西屋里，《大众日报》编辑部全体编辑——何浩、李戴、卢石流和张凤芝，加上编辑室主任马民，正紧张地编稿子、画版样。稿子很快编好，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数字数、行数，要细致到不仅字数不能错，而且一行不能多、一行也不能少。
待编辑妥当，交通员张之佩揣着版样，披着蓑衣、顶着雪花徒步向八里地外的云头峪村赶去。云头峪下庄的“车间”内，一片繁忙，摇把上好了油，油墨试了又试，红色墨和黑色墨都已调试好。这“车间”是村里员牛庆龙新婚的房子，当时村里最好的房子。听到牛庆龙想把新房给报社用作“车间”时，新媳妇刘茂菊一听是为了打日本侵略者，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夫妻跟公婆挤住在堂屋。正是在这间“最好的房子”里，印出了红色的《大众日报》创刊号。
“车间”里一头安放字架，一头安放四开手摇铅印机。排字组工人早已分成两班，4个版具体分配到人，铅印组、校对股都分好工……分管一版的工人张钊，按照马民书写的报头，像绣花一样用木块精雕细刻出“大众日报”四个大字。
“‘大众’之名，源于创刊前编辑部的一次讨论。”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馆长于岸青说，1938年秋末冬初，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报社创始人刘导生、匡亚明在一次谈话中，敲定办报三原则：“一是党的报纸，二是有利于统一战线，三是群众的报纸，要广泛发动群众。”匡亚明建议说，报纸的宗旨是“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建议叫《大众日报》。“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从此成为《大众日报》坚守不渝的办报宗旨。
厂长于一川从张之佩手里接过版样，查验后送到排字间。版样一拿到，拣字工立刻开始拣字。“车间”里四下透风，伴有小雪花飞舞，要时不时呵呵气才能使冻得麻木的手有感觉。排字是最费时间的一道工序，此后拼版、打样、校对……终于上机了，天色也暗了下来。
四开机每次只能印两版，整张报纸要反复印两次，一、四版红色，二、三版黑色。工人们干劲十足，歇人不歇马，分班作业。午夜时分，2000份红色版面印好。为争取时间换上黑色墨继续印，印刷机咣啷咣啷响个不停。
随后，张之佩冒着严寒，挑着装有300份创刊号报纸的担子，送到王庄。编辑部、发行部的分头将红色的报纸张贴在王庄的大街小巷。早饭后，驻在周边的机关、部队、学校都派人来要新出版的《大众日报》。大家都很高兴，“咱们有了自己的报纸”。
从此，张之佩每隔三天就会风尘仆仆地挑担送报，将报纸直接送到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吃苦受累，屡次历险，他是《大众日报》千百位交通员的第一人。创刊一个多月后，《大众日报》已可达苏北，可见战时民众对权威声音的渴盼。
1941年以后，尽职尽责的张之佩兼做保管员。1942年，身强体健的张之佩因长期劳累得不到缓解，患了腹泻症，在沂南新庄不治身亡，年仅49岁。其妻张刘氏接到报社辗转送到的消息后，立刻动身前往找寻。可战事纷扰，待小脚的张刘氏赶到时，丈夫的遗体已被报社的掩埋，而了解具置的随报社转移了。丈夫的坟墓再也没找到，张刘氏只拿到了丈夫常年挑报纸所用的扁担和一件穿过的衣服。
回到云头峪村，张刘氏把丈夫的衣服葬在家族墓地里。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张之佩为革命烈士。1939年下半年开始，大众日报社逐步开辟自己的交通线年初担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的李竹如，更是重视发行工作，创造性地建立了战时邮局三位一体的体制，由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成立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他说，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因此发行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发行越快越好。
在战争年代，为了这张党报能传播顺畅，像张之佩这样的交通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在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群中穿梭，日夜不停奔波在8500千米的各条邮路上。大众日报社有578位献出宝贵的生命，其中有17位记者牺牲在采访一线位是战斗在发行第一线的交通员。
1939年8-12月出版的《大众日报》石印报、1939年8-10月出版的《大众日报》油印报、1941年11月-1942年1月出版的《大众日报》战时油印报、1944年出版的《大众日报》战时版油印报……这是此次获评二级革命文物的部分报纸合集。在战争年代，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大众日报》坚持出版，不能出铅印报，即出石印报、油印报和书页式小报。
《大众日报》作为中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截至2024年1月1日，出版29451期。“连续”之说法，缘于报纸不是绝对“连续”天天出版，只是复刊时刊号是连续的。这一点，在战争年代我们没办法苛求，也正因此方显可贵。
《大众日报》创刊时是每三天出报，此阶段每期印刷1000多份，较为稳定。到1939年6月10日出版了第72期后，日军对沂蒙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开始。第72期印刷刚一结束，工人们便开始拆卸机器，包装器材，铅字装箱，按照预先选好的地点，趁黑夜掩护，分别埋在云头峪村外地里，上面种上庄稼进行伪装。报社在总编辑匡亚明的带领下，奉分局的命令，与分局其他机关合并组成沂蒙工作团上山打游击。
直至7月15日左右，工作团使命完成，大家各自返回工作岗位，编辑部与分局一起移驻到蒙阴坡里村，但所有印刷器材还埋在云头峪，报社因陋就简首先恢复出版了油印报。8月1日出版油印版第一期，头条是社论《纪念八一——反对妥协投降》，延续三天一期的节奏，一共出版了10期。到1939年8月10日恢复出版石印报，按74期接续。这一时期，报纸虽出现中断，但出版节奏并未被完全打乱。从期数看，不仅没有减少，还多出9期。
铅印的报纸直到1940年1月1日才恢复。此前半年里，石印版均由缮写员丁瑞光用毛笔手抄到石板上，包括单字、标题、插图均仿照铅印，标题字亦楷体、宋体、黑体适当变化，妙笔生辉。内文缮写全部是蝇头小楷，用墨浓淡均匀、字迹疏密有度，制出的石印版美观清晰，不掉字不糊版。石印机受尺幅所限，报纸比对开四版还要小。
这些石印报是在离敌据点仅十几里的名副其实的地下印刷厂印出来的。正是靠着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信任，即使敌军在疯狂“扫荡”，在云头峪村民的帮助下，印刷厂在村外挖了“地屋子”。从外面看是一片麦田，地下挖出隔成两间的地窖，共有7位在阴暗潮湿的“地屋子”里，白天休息，晚上坚持印刷，时常能听到远处的枪炮声。
第二次中断发生在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根据地“铁壁合围”。这时，《大众日报》已是两天出一次报，每期印刷4500份。10月22日，在驻地沂南尚店出版了第306期报纸后，报社分别组成三个战时新闻小组，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出发。到11月最激烈的战斗在五道沟进行时，第三战时新闻小组的油印报在距此仅十几里的凤凰崖出版。现存的第二期报耳处分别刊登着两首墙头诗：一曰，“大队鬼子向南走，咱们在北头，‘砰’！打它一枪，调动鬼子向后转。”；一曰，“小股鬼子想搜山，咱们躲好了，拿好手榴弹，扔出去，‘轰！’把鬼子送进鬼门关。”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在反“扫荡”的两个月期间，从1941年11月14日起到1942年1月22日止，油印报共出版15期，每期两个或四个版，基本保持本报原貌。从现存的12期报上看，共发表战斗消息42件，群众对敌斗争消息27件，党政活动消息20件，包括国内外电讯191篇，还有10篇社论。1942年1月22日，《大众日报》恢复铅印，刊号为313期，从刊期看，多出版了8期。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在1941年冬日军“扫荡”中，敌人在凤凰崖村里捡到了几个铅字，便逼一位老人领着寻找报社人员下落，老人故意避开正确方向，满山乱转。敌人气急败坏，把老人刺死，并放火烧村。此次革命文物定级中，有一块儿石印机用石板，即见证这段历史。1941年，《大众日报》印刷厂撤离时，工作人员将其埋在村民家的院子里。2008年，沂南小洼村村民高首先在整理房子时挖出并捐给报社。
中断时间最长的一次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8月3日，军队发起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解放区的形势万分危急。10月9日，《大众日报》1614期报耳处刊发《本报重要启事》：“本报因转移社址，自九月十三日起暂时停刊，现转移完成，即日起开始复刊。为帮助读者系统地了解目前战局及国内外形势起见，本日特全部刊用停刊期间所有新华社社论及重要新闻电讯（一般战讯及国际新闻可参阅每周战况及国际三周），请读者注意！”从这则启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此次《大众日报》从1947年9月13日到10月9日，一共停刊26天。
实际上，这26天当中，有编辑记者们自发地出版了“大众日报滨北版”。开始3天一期，每期两个版，后出日刊，坚持为读者服务，直到本报复刊。虽“填补了报纸备战时期的空白”，但《大众日报》复刊后并未把这些报纸纳入，而是接续此前刊号。
1948年1月2日，社长兼总编辑匡亚明在纪念《大众日报》九周年的大会上，主动对停报承担了责任，并再次强调：“报社干部如果党性不强，就不可能办出一个党性坚强的党报。一个党性不强的报纸，也就不会对实际上工作发生良好的指导作用。”他反复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是对“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的深化与坚守。
“从现存的《大众日报》来看，实际出版的报纸期数比刊号所示还多，《大众日报》是名副其实的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于岸青说，《大众日报》克服万难坚持出报，就是坚持党性立场，就是要把党的声音不间断地传播出去，鼓舞大众、团结大众、服务大众，使我们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
在此次参与文物等级评定的藏品中，有一些书籍引人注目，如20世纪40年代大众印书馆出版的《哲学选辑》、1947年2月出版的《青年记者》复刊号第一期、1949年大众日报社资料室编印的《学习资料》等。这些书籍，与报纸一同，成为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
1939年2月22日，《大众日报》在一版右下角刊登一则“本报紧急事”：“为了赶印《论新阶段》一书，约需三周完工，自下星期起，篇幅缩小，所有订户每月照十份寄奉。”为了印书，报纸印刷也要让路。
到1944年，报社陆续成立了大众纺织厂、大众皮革厂、大众鞋厂，以及油坊、书店、磨坊和拥有30多头骡子的运输队！各单位总的经营方针是保证供给，略有盈余，补充经费，对外出售均低于市价，为群众服务，因此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报社最大的经营部门当数印书机构。1940年12月初，报社成立大众印书馆，专管出书，李竹如任董事长。《大众日报》发消息说，“该馆资本前已有五万余元，预计半年后可招股至十五万元以上。”到1942年3月，大众印书馆出版了《苏联（布）历史简明教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整顿三风学习文件》《论共存调查》等几十种重要理论著作。同时，还为根据地的抗战小学、冬学、政治民校、识字班等编印了整套课本和教材。
1944年7月，源于大众印书馆的山东新华书店在莒南后净埠子村成立，总经理刘力子致辞：本店自开始工作已建立5个分店，9个支店，30余个分销处，出版刊物18种，编印书籍318种及其他干部读物多种，供给了鲁中高级课本、鲁南80%国民教材、滨海70%国民教材，还有通俗读物3000多份。
在《大众日报》出版千期纪念大会上，社长陈沂对报社7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他说，现在党报已能销发35000份，书每种能出3000份以上，对外广播每天发5000字。1945年报社机关生产所获已达70多万元，解决了办公费、日用品等费用。
“战争中，《大众日报》不仅是一个屹立在敌后、强大而综合的新闻阵地，还是全省最大的文化出版单位。”于岸青说，从大众印书馆到山东新华书店，再到华东新华书店，都为根据地的教育事业、革命文化的培育撒下种子。
战争年代，一个铅字就是一颗子弹。愈是艰苦紧张，报纸愈不能停版。当时，有议论，大众日报社买纸和机器花钱很多，应该减少，把省下的钱用来为前方铸造炮弹。山东分局主要领导人罗荣桓说：“我以为给报馆买铅字，买铜模，并不比给部队铸炮弹不重要。一张张报纸，一篇篇社论和文章，就是打击敌人的一发发炮弹。”
大众报人在有限的版面上，挥洒着无尽才情。“报纸的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社论、专论、短评及其他文章、通讯上（这自然是很重要的），还要贯彻在全部编辑工作中，贯彻在每一条新闻，每一个标题，以及每一新闻标题的地位和形式中。”1946年10月，社长兼总编辑匡亚明在报社全体党员干部会议上说。
当时的报纸，从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通讯到社论、诗歌、漫画，既立足沂蒙，又放眼世界，一篇篇文章如战斗檄文、号角，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八路军抗战和根据地政策的主要渠道，也是边区党政军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武器。翻阅一张张老报纸，让人感叹：报纸的质量首先在其所记录之事是否与时代、与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其所记之事乃实，事后再看则为史。
记者吕若骥曾写通讯《党报在每个角落》，记述1945年夏，他在沂河畔的大庄地主高家看到一叠《大众日报》，其中《向地主士绅们进一言》的社论上有很多圈点，旁边端端正正写了八个字——“字字良箴，句句珠玉”。地主在谈起自发减租减息时笑道：“咱成天看报，还能不识大体吗？”无论哪个阶层都把党报当成生活必需品，连缩在沂水城的日军都曾以一张一百元的价格购买《大众日报》进行研究。
大众日报社派驻鲁中的记者丁九，对沂南依汶朱家里庄村进行了长期蹲点采访。从根据地开辟以来，里庄参军的战士中有52人负伤，9人光荣牺牲。里庄是根据地人民与人民军队结下生死关系的代表。丁九把里庄人民支持八路军的事迹提炼出25个小故事，写成通讯《沂蒙人民和八路军》，刊发在1943年7月3日的《大众日报》上。这篇文章最早提出了“沂蒙人民”这个概念，《大众日报》最早运用这个概念描述了山东根据地的军民关系、党和人民的关系——
“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像一切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一样，养育壮大着成千成万勇敢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八路军和他们是父子，是兄弟，是姊妹。在六年的民族生死患难中，他们悲壮而严肃地对日寇进行着斗争。”
今天，从地图上看，沂南到岱崮相距60多公里。若沿着大路走，步行十多个小时可到达。可在当时，于冠西不是本地人，路途不熟，一路打听，为了节省时间，有时翻山越岭，沿途少有人烟，缺吃少喝，仗着21岁小伙子的体力，他不分昼夜马不停蹄，饿了捡坡里树上遗落的冻柿子吃，困了就在坡地场院蜷缩一夜，步行两天一夜方到达鲁中军区驻地。
于冠西抓紧一切时间采访，同战士逐个谈了一遍，采访大量细节。这时，敌人还没完全退走，他毅然爬上崮顶察看现场，连夜就着油灯写出了长篇通讯《光辉的南北岱崮保卫战》，这既是于冠西记者生涯中的名篇，是《大众日报》的名篇，也是抗日根据地普遍传诵的名篇。
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大众日报社原总编辑辛冠洁曾说，有一首歌“能代表大众日报精神”，让他想起烽火岁月，极大鼓舞军民士气。这首名为《困难是炬火》的歌曲，于1941年11月抗战最艰难时由刘知侠作词、艾力作曲，诞生在沂南布袋峪，它这样唱道：“困难是炬火，把我们锻炼，我们是坚钢，愈炼愈坚强。困难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谁能熬过这艰苦斗争的锻炼，谁就能达到胜利的明天……”
在《大众日报》创刊85周年之际，山东省文物鉴定中心的专家，对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提交的1038件/套革命文物进行了评估定级，认定《大众日报》创刊号为一级革命文物，另有二级革命文物22件/套、三级革命文物11件/套、一般革命文物204件/套。
文物无言，丰碑永存。85年前，《大众日报》在沂蒙山区一纸风行，大众报人满怀信仰、高举红色旗帜；今天，当我们与这些记录着红色沂蒙峥嵘岁月的报纸碰面之时，依旧能够透过其间的点点笔墨，深深感受到当年党报人穿透纸背的精神力量。
1938年12月31日，一场雪令沂水西北乡银装素裹。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山东分局驻扎的沂水四区王庄村，一处哥特式的教堂也被白雪覆盖。离教堂东南不远的村民王希安家西屋里，《大众日报》编辑部全体编辑——何浩、李戴、卢石流和张凤芝，加上编辑室主任马民，正紧张地编稿子、画版样。稿子很快编好，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数字数、行数，要细致到不仅字数不能错，而且一行不能多、一行也不能少。
待编辑妥当，交通员张之佩揣着版样，披着蓑衣、顶着雪花徒步向八里地外的云头峪村赶去。云头峪下庄的“车间”内，一片繁忙，摇把上好了油，油墨试了又试，红色墨和黑色墨都已调试好。这“车间”是村里员牛庆龙新婚的房子，当时村里最好的房子。听到牛庆龙想把新房给报社用作“车间”时，新媳妇刘茂菊一听是为了打日本侵略者，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夫妻跟公婆挤住在堂屋。正是在这间“最好的房子”里，印出了红色的《大众日报》创刊号。
“车间”里一头安放字架，一头安放四开手摇铅印机。排字组工人早已分成两班，4个版具体分配到人，铅印组、校对股都分好工……分管一版的工人张钊，按照马民书写的报头，像绣花一样用木块精雕细刻出“大众日报”四个大字。
“‘大众’之名，源于创刊前编辑部的一次讨论。”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馆长于岸青说，1938年秋末冬初，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报社创始人刘导生、匡亚明在一次谈话中，敲定办报三原则：“一是党的报纸，二是有利于统一战线，三是群众的报纸，要广泛发动群众。”匡亚明建议说，报纸的宗旨是“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建议叫《大众日报》。“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从此成为《大众日报》坚守不渝的办报宗旨。
厂长于一川从张之佩手里接过版样，查验后送到排字间。版样一拿到，拣字工立刻开始拣字。“车间”里四下透风，伴有小雪花飞舞，要时不时呵呵气才能使冻得麻木的手有感觉。排字是最费时间的一道工序，此后拼版、打样、校对……终于上机了，天色也暗了下来。
四开机每次只能印两版，整张报纸要反复印两次，一、四版红色，二、三版黑色。工人们干劲十足，歇人不歇马，分班作业。午夜时分，2000份红色版面印好。为争取时间换上黑色墨继续印，印刷机咣啷咣啷响个不停。
随后，张之佩冒着严寒，挑着装有300份创刊号报纸的担子，送到王庄。编辑部、发行部的分头将红色的报纸张贴在王庄的大街小巷。早饭后，驻在周边的机关、部队、学校都派人来要新出版的《大众日报》。大家都很高兴，“咱们有了自己的报纸”。
从此，张之佩每隔三天就会风尘仆仆地挑担送报，将报纸直接送到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吃苦受累，屡次历险，他是《大众日报》千百位交通员的第一人。创刊一个多月后，《大众日报》已可达苏北，可见战时民众对权威声音的渴盼。
1941年以后，尽职尽责的张之佩兼做保管员。1942年，身强体健的张之佩因长期劳累得不到缓解，患了腹泻症，在沂南新庄不治身亡，年仅49岁。其妻张刘氏接到报社辗转送到的消息后，立刻动身前往找寻。可战事纷扰，待小脚的张刘氏赶到时，丈夫的遗体已被报社的掩埋，而了解具置的随报社转移了。丈夫的坟墓再也没找到，张刘氏只拿到了丈夫常年挑报纸所用的扁担和一件穿过的衣服。
回到云头峪村，张刘氏把丈夫的衣服葬在家族墓地里。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张之佩为革命烈士。1939年下半年开始，大众日报社逐步开辟自己的交通线年初担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的李竹如，更是重视发行工作，创造性地建立了战时邮局三位一体的体制，由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成立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他说，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因此发行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发行越快越好。
在战争年代，为了这张党报能传播顺畅，像张之佩这样的交通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在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群中穿梭，日夜不停奔波在8500千米的各条邮路上。大众日报社有578位献出宝贵的生命，其中有17位记者牺牲在采访一线位是战斗在发行第一线的交通员。
1939年8-12月出版的《大众日报》石印报、1939年8-10月出版的《大众日报》油印报、1941年11月-1942年1月出版的《大众日报》战时油印报、1944年出版的《大众日报》战时版油印报……这是此次获评二级革命文物的部分报纸合集。在战争年代，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大众日报》坚持出版，不能出铅印报，即出石印报、油印报和书页式小报。
《大众日报》作为中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截至2024年1月1日，出版29451期。“连续”之说法，缘于报纸不是绝对“连续”天天出版，只是复刊时刊号是连续的。这一点，在战争年代我们无法苛求，也正因此方显可贵。
《大众日报》创刊时是每三天出报，这个阶段每期印刷1000多份，比较稳定。到1939年6月10日出版了第72期后，日军对沂蒙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开始。第72期印刷刚一结束，工人们便开始拆卸机器，包装器材，铅字装箱，按照预先选好的地点，趁黑夜掩护，分别埋在云头峪村外地里，上面种上庄稼进行伪装。报社在总编辑匡亚明的带领下，奉分局的命令，与分局其他机关合并组成沂蒙工作团上山打游击。
直至7月15日左右，工作团使命完成，大家各自返回工作岗位，编辑部与分局一起移驻到蒙阴坡里村，但所有印刷器材还埋在云头峪，报社因陋就简首先恢复出版了油印报。8月1日出版油印版第一期，头条是社论《纪念八一——反对妥协投降》，延续三天一期的节奏，一共出版了10期。到1939年8月10日恢复出版石印报，按74期接续。这一时期，报纸虽出现中断，但出版节奏并未被完全打乱。从期数看，不仅没有减少，还多出9期。
铅印的报纸直到1940年1月1日才恢复。此前半年里，石印版均由缮写员丁瑞光用毛笔手抄到石板上，包括单字、标题、插图均仿照铅印，标题字亦楷体、宋体、黑体适当变化，妙笔生辉。内文缮写全部是蝇头小楷，用墨浓淡均匀、字迹疏密有度，制出的石印版美观清晰，不掉字不糊版。石印机受尺幅所限，报纸比对开四版还要小。
这些石印报是在离敌据点仅十几里的名副其实的地下印刷厂印出来的。正是依靠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信任，即使敌军在疯狂“扫荡”，在云头峪村民的帮助下，印刷厂在村外挖了“地屋子”。从外面看是一片麦田，地下挖出隔成两间的地窖，共有7位在阴暗潮湿的“地屋子”里，白天休息，晚上坚持印刷，时常可以听到远处的枪炮声。
第二次中断发生在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根据地“铁壁合围”。这时，《大众日报》已是两天出一次报，每期印刷4500份。10月22日，在驻地沂南尚店出版了第306期报纸后，报社分别组成三个战时新闻小组，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出发。到11月最激烈的战斗在五道沟进行时，第三战时新闻小组的油印报在距此仅十几里的凤凰崖出版。现存的第二期报耳处分别刊登着两首墙头诗：一曰，“大队鬼子向南走，咱们在北头，‘砰’！打它一枪，调动鬼子向后转。”；一曰，“小股鬼子想搜山，咱们躲好了，拿好手榴弹，扔出去，‘轰！’把鬼子送进鬼门关。”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在反“扫荡”的两个月期间，从1941年11月14日起到1942年1月22日止，油印报共出版15期，每期两个或四个版，基本保持本报原貌。从现存的12期报上看，共发表战斗消息42件，群众对敌斗争消息27件，党政活动消息20件，包括国内外电讯191篇，还有10篇社论。1942年1月22日，《大众日报》恢复铅印，刊号为313期，从刊期看，多出版了8期。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在1941年冬日军“扫荡”中，敌人在凤凰崖村里捡到了几个铅字，便逼一位老人领着寻找报社人员下落，老人故意避开正确方向，满山乱转。敌人气急败坏，把老人刺死，并放火烧村。此次革命文物定级中，有一块儿石印机用石板，即见证这段历史。1941年，《大众日报》印刷厂撤离时，工作人员将其埋在村民家的院子里。2008年，沂南小洼村村民高首先在整理房子时挖出并捐给报社。
中断时间最长的一次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8月3日，军队发起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解放区的形势万分危急。10月9日，《大众日报》1614期报耳处刊发《本报重要启事》：“本报因转移社址，自九月十三日起暂时停刊，现转移完成，即日起开始复刊。为帮助读者系统地了解目前战局及国内外形势起见，本日特全部刊用停刊期间所有新华社社论及重要新闻电讯（一般战讯及国际新闻可参阅每周战况及国际三周），请读者注意！”从这则启事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此次《大众日报》从1947年9月13日到10月9日，一共停刊26天。
实际上，这26天当中，有编辑记者们自发地出版了“大众日报滨北版”。开始3天一期，每期两个版，后出日刊，坚持为读者服务，直到本报复刊。虽“填补了报纸备战时期的空白”，但《大众日报》复刊后并未把这些报纸纳入，而是接续此前刊号。
1948年1月2日，社长兼总编辑匡亚明在纪念《大众日报》九周年的大会上，主动对停报承担了责任，并再次强调：“报社干部如果党性不强，就不可能办出一个党性坚强的党报。一个党性不强的报纸，也就不会对实际上工作发生良好的指导作用。”他反复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是对“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的深化与坚守。
“从现存的《大众日报》来看，实际出版的报纸期数比刊号所示还多，《大众日报》是名副其实的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于岸青说，《大众日报》克服万难坚持出报，就是坚持党性立场，就是要把党的声音不间断地传播出去，鼓舞大众、团结大众、服务大众，使我们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
在此次参与文物等级评定的藏品中，有一些书籍引人注目，如20世纪40年代大众印书馆出版的《哲学选辑》、1947年2月出版的《青年记者》复刊号第一期、1949年大众日报社资料室编印的《学习资料》等。这些书籍，与报纸一同，成为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
1939年2月22日，《大众日报》在一版右下角刊登一则“本报紧急事”：“为了赶印《论新阶段》一书，约需三周完工，自下星期起，篇幅缩小，所有订户每月照十份寄奉。”为了印书，报纸印刷也要让路。
到1944年，报社陆续成立了大众纺织厂、大众皮革厂、大众鞋厂，以及油坊、书店、磨坊和拥有30多头骡子的运输队！各单位总的经营方针是保证供给，略有盈余，补充经费，对外出售均低于市价，为群众服务，因此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报社最大的经营部门当数印书机构。1940年12月初，报社成立大众印书馆，专管出书，李竹如任董事长。《大众日报》发消息说，“该馆资本前已有五万余元，预计半年后可招股至十五万元以上。”到1942年3月，大众印书馆出版了《苏联（布）历史简明教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整顿三风学习文件》《论共存调查》等几十种重要理论著作。同时，还为根据地的抗战小学、冬学、政治民校、识字班等编印了整套课本和教材。
1944年7月，源于大众印书馆的山东新华书店在莒南后净埠子村成立，总经理刘力子致辞：本店自开始工作已建立5个分店，9个支店，30余个分销处，出版刊物18种，编印书籍318种及其他干部读物多种，供给了鲁中高级课本、鲁南80%国民教材、滨海70%国民教材，还有通俗读物3000多份。
在《大众日报》出版千期纪念大会上，社长陈沂对报社7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他说，现在党报已能销发35000份，书每种能出3000份以上，对外广播每天发5000字。1945年报社机关生产所获已达70多万元，解决了办公费、日用品等费用。
“战争中，《大众日报》不仅是一个屹立在敌后、强大而综合的新闻阵地，还是全省最大的文化出版单位。”于岸青说，从大众印书馆到山东新华书店，再到华东新华书店，都为根据地的教育事业、革命文化的培育撒下种子。
战争年代，一个铅字就是一颗子弹。愈是艰苦紧张，报纸愈不能停版。当时，有议论，大众日报社买纸和机器花钱很多，应该减少，把省下的钱用来为前方铸造炮弹。山东分局主要领导人罗荣桓说：“我以为给报馆买铅字，买铜模，并不比给部队铸炮弹不重要。一张张报纸，一篇篇社论和文章，就是打击敌人的一发发炮弹。”
大众报人在有限的版面上，挥洒着无尽才情。“报纸的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社论、专论、短评及其他文章、通讯上（这自然是很重要的），还要贯彻在全部编辑工作中，贯彻在每一条新闻，每一个标题，以及每一新闻标题的地位和形式中。”1946年10月，社长兼总编辑匡亚明在报社全体党员干部会议上说。
当时的报纸，从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通讯到社论、诗歌、漫画，既立足沂蒙，又放眼世界，一篇篇文章如战斗檄文、号角，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八路军抗战和根据地政策的主要渠道，也是边区党政军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武器。翻阅一张张老报纸，让人感叹：报纸的质量首先在其所记录之事是否与时代、与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其所记之事乃实，事后再看则为史。
记者吕若骥曾写通讯《党报在每个角落》，记述1945年夏，他在沂河畔的大庄地主高家看到一叠《大众日报》，其中《向地主士绅们进一言》的社论上有很多圈点，旁边端端正正写了八个字——“字字良箴，句句珠玉”。地主在谈起自发减租减息时笑道：“咱成天看报，还能不识大体吗？”无论哪个阶层都把党报当成生活必需品，连缩在沂水城的日军都曾以一张一百元的价格购买《大众日报》进行研究。
大众日报社派驻鲁中的记者丁九，对沂南依汶朱家里庄村进行了长期蹲点采访。从根据地开辟以来，里庄参军的战士中有52人负伤，9人光荣牺牲。里庄是根据地人民与人民军队结下生死关系的代表。丁九把里庄人民支持八路军的事迹提炼出25个小故事，写成通讯《沂蒙人民和八路军》，刊发在1943年7月3日的《大众日报》上。这篇文章最早提出了“沂蒙人民”这个概念，《大众日报》最早运用这个概念描述了山东根据地的军民关系、党和人民的关系——
“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像一切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一样，养育壮大着成千成万勇敢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八路军和他们是父子，是兄弟，是姊妹。在六年的民族生死患难中，他们悲壮而严肃地对日寇进行着斗争。”
今天，从地图上看，沂南到岱崮相距60多公里。若沿着大路走，步行十多个小时可到达。可在当时，于冠西不是本地人，路途不熟，一路打听，为了节约时间，有时翻山越岭，沿途少有人烟，缺吃少喝，仗着21岁小伙子的体力，他不分昼夜马不停蹄，饿了捡坡里树上遗落的冻柿子吃，困了就在坡地场院蜷缩一夜，步行两天一夜方到达鲁中军区驻地。
于冠西抓紧一切时间采访，同战士逐个谈了一遍，采访大量细节。这时，敌人还没完全退走，他毅然爬上崮顶察看现场，连夜就着油灯写出了长篇通讯《光辉的南北岱崮保卫战》，这既是于冠西记者生涯中的名篇，是《大众日报》的名篇，也是抗日根据地普遍传诵的名篇。
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大众日报社原总编辑辛冠洁曾说，有一首歌“能代表大众日报精神”，让他想起烽火岁月，极大鼓舞军民士气。这首名为《困难是炬火》的歌曲，于1941年11月抗战最艰难时由刘知侠作词、艾力作曲，诞生在沂南布袋峪，它这样唱道：“困难是炬火，把我们锻炼，我们是坚钢，愈炼愈坚强。困难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谁能熬过这艰苦斗争的锻炼，谁就能达到胜利的明天……”
